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教授、LSE城市计划发起人Richard Burdett是城市研究领域的专家，他同时担任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城市规划设计的客座教授。另外，Burdett曾任2012年伦敦奥运会建筑城市规划顾问，以及2001到2006年伦敦建筑顾问。

近日，挪威一家媒体采访了Burdett。2007年，挪威7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作为挪威最大城市，奥斯陆的人口仅有61.3万。以国际标准，和一个村落人口差别不大。同时，挪威的人均GDP却高居世界前列，富裕的令人乍舌。挪威城市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在世界财富版图上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城市可以借鉴哪些西方城市规划经验？在采访中Burdett回答了上述问题。以下是畅言网整理的访谈内容——

问：相对于大国和大都市，在小的城市尺度上进行控制比较容易，可能这个假设比较幼稚。我想挪威或许可以为世界城市环境做出贡献，提供环境可持续性以及范例。

RB：挪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规划会带来哪些问题？如果城市从没被破坏，就不存在修复的问题。

问：某种意义上，挪威城市和国际大都市面临相反的局面。挪威的面积之比德国小一点，人口却只有450万，政府竭力保持社会和经济凝聚力。这对基础设施提供了很大需求，目前只是部分满足要求，而且路网比较传统，铁路在国土的2/3位置中断。同时，挪威却有种趋势，人们逐渐搬到城里，远离乡村，跟其他欧洲国家情况相同。

RB：研究和知识在任何地方都对实践产生影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们设立了研究教学中心，关注全世界城市。如果要提供重要评估，伦敦无需经历上海同样的问题。任何国家只要开发出基于智力技能的批评话语分析，都能对未来城市发展思辨做出贡献。

我认为，全世界的城市都在经历相同类型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例如，扩张和密度，排外和融合。政治家、设计师和规划师要更好的理解城市物理形式和社会福祉的关系。挪威城市趋势的自我思考可能会为其他国家城市研究提供有益的出发点。

Richard Burdett著作《居住在无穷尽的城市中》

问：把视线放在西欧，是否可以说目前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开发基于西方模式?

RB：上海、广州、孟买和新德里等城市区域以原子速度迅速发展，但这些城市是基于1960年代或1970年代过时的西方城市模型。许多西方城市已经完成了一整圈发展过程，重新发现智能化增长、交通导向的发展、混合和紧凑城市形态的益处。相反，许多南半球国家却基于错误的分区发展、依赖汽车，阶层隔离日益严重。新德里的“新”总体规划构想了若干围绕城市的商场集合，并将其视作“好东西”。在英国，城区以外的购物中心往往很难获批，这是因为这种商场对交通模式、能源消耗和当地经济通常有负面影响。

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为私人汽车的激增沾沾自喜。其实，问题在于汽车保有和汽车使用之间的差别。比如，许多伦敦人拥有汽车，但由于地铁和公交的便捷性，40%的伦敦人至少部分选择公共交通通勤，这一比例高于世界其他城市。孟买、圣保罗、墨西哥城，甚至是挪威城市都能借鉴伦敦模式。

问：您怎样看待城市密度和混合功能的关系？

RB：当我们研究国际都市的发展方式时，必须注意密度和混合性的联系。许多城市不是基于自身文化创造丰富、具有张力的城市肌理，而是创造孤立单向的城市空间，这种空间根本不具备真正城区的深度和特征?；蛐?，现在的西方城市还能够成为范例，显示城市可以提供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间。然而，约翰内斯堡、墨西哥城和上海这些城市的新建筑环境却无法做到这点。这些城市不能提供享受人权所需的安全空间，让人们在公共区域悠然自处。你在约翰内斯堡感到不安全，原因是人们放弃了城中心，选择在郊区生活，进出住宅只能通过电动门、三米的高墙和铁丝网。当这种情况发生在城市环境中，没人在街道上行走，许多路都没装铺地。这种“反城市”模式让人们重视差异，不去交汇。聚合是城市的真谛所在。西方社会文明能为公共空间的重要性提供积极范例。